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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革命的發展共進—紀念致公黨建黨90周年
市委會   陸征麗   2015-10-31  瀏覽數:

內容簡介:致公黨從建黨初始就與中國的革命發展緊密相伴,經歷和見證了中國近代革命的發展歷程。文章以致公黨的成長奮斗歷程為主線,展現了一幅中國致公黨探索奮進、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畫卷,表達了對歷史的尊重和對黨的誠摯敬意。

關鍵詞:致公黨,中國革命,僑海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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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致公黨的歷史可以發現,作為一個政黨,致公黨從建黨初始就與中國的革命發展緊密相伴,經歷和見證了中國近代革命的發展歷程。在建黨90周年之際,重溫這段輝煌而不尋常的歷程,以表達對歷史的尊重和對黨的誠摯敬意。

一、 建立在最具有民族精神的社團組織之上的政黨

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中,會黨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民眾社團組織之一,致公黨的前身致公堂,便是海外洪門會黨中最富有政治色彩的堂口。[1]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指出:“會黨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門會黨”。而在洪門會黨中,當數致公堂“為勢力至大,人才至眾,章程最善,財力最厚之大會黨” [2]139。以美洲而言,“華僑列名于致公堂的十之八九”。(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03頁)與一般的群眾社團不同,會黨成員是通過民間的秘密結社而聯系起來的有組織的群眾,他們具有“守秘序、重然諾”[3]的特點,“并尤能遵從領袖的號召”(《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第74頁)。因此,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和保皇黨都曾把海外會黨作為自己竭力爭取的對象。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獲知“洪門缺乏文士,大可利用”。[2]138 便派保皇黨骨干加入到致公堂,企圖利用它來擴展組織,擴大保皇黨的影響。在他們的宣傳下,美國各地紛紛成立保皇會,許多致公堂成員被拉入保皇會,僅舊金山一市“注籍會員約萬人”[4]117。費城有華僑三千人,“有維新會新開,會員約華民全額之半”[4]6。1903年梁啟超游歷加拿大和美國前后達十個月,他在美國訪間廿幾個城市,發表上百次演說受到華僑和美國當局的熱烈歡迎。雖然保皇黨并沒有找到一條通向大同的道路,但他們所描繪的農工商百工之業皆公有,土地公有,無帝王君長,官府科第人皆平等的大同世界藍圖深入華僑之心。一些華僑把他看成中國的希望。這一側面反映出當時的致公堂已經成為一個關心國內政治和革命前途的準政治社團,已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會黨了。

真正使致公堂步入革命道路的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他不僅改造了海外洪門會黨,把它納入了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并為中國致公黨在海外的誕生作了重要的準備。

為了同保皇黨人爭奪群眾,扭轉保皇黨人在海外華僑中甚至占優勢的局面,孫中山在深入僑胞中廣泛進行革命宣傳的同時,更著重于在會黨中尋求支持。1903年冬,孫中山經洪門前輩錘水蕎介紹,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職“洪棍”(元帥)。根據洪門只接受幫內人的領導和指揮的傳統,孫中山以參加洪門,任職洪棍為契機,邁出了領導和改造會黨的關鍵性一步。他們還利用當時致公堂宣傳武器《大同時報》,向會黨群眾直接宣傳革命思想。同時,建議致公堂全美會員總注冊,倡議并領導“堂務改革”,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1905年5月,孫中山受致公堂職員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和新章程八十條。將推翻清專制皇朝,實行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張輸入其中,表達了致公堂“聯合大群,團集大力,以圖光復中國,拯救同胞”,“為大眾謀公益”之宗旨。[2]105《致公黨重訂新章要義》還明確宣布廢除龍頭大哥的終身制,改變以往洪門中依照“三十六部半”的等級排列的封建等級制和論資排輩的落后的人事制度;規定“所有堂友,無論新舊,其有才德出眾者,皆能受眾公舉,以當本堂各職”。[5]體現了組織制度上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形式,取代以往小生產者和游民的封建性組織形式,反映了孫中山對致公堂改造所取得的成果。隨后,孫中山在黃三德陪同下,赴美國各地宣傳,爭取各地分堂成員注冊。在波士頓孫中山會見了當地致公堂領袖司徒美堂,向他宣傳在中國進行革命的道理,引導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孫中山的宣傳活動在以勞動僑胞為基礎的洪門致公堂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為日后由堂改黨奠定了基礎。從此,致公堂被引入中國民主革命的軌道。

改堂為黨,黨名沿襲“致公”,反映了洪門會黨中的有識之士在孫中山影響下所形成的對中國未來社會的構想,是海外洪門會黨在辛亥革命時期自身發展水平的體現,也可以說它標志著現代政黨意識中“黨綱”的雛形。值得一提的是,起初洪門會黨的宗旨,不過是反清復明。在改堂為黨的過程中,孫中山通過擷取歐美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思想,將洪門會黨“反清復明”的種族革命思想和固有的“排滿”民族觀念,提到救亡圖存及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高度。1904年孫中山在重訂致公堂新章中把“驅除挺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致公堂的宗旨,給原先以經濟互助、生存自衛為目的的會黨組織,增添了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改堂為黨,黨名“致公”,表明黨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與孫中山孜孜以求的“天下為公”的理想一脈相承的。“致”、“公”合而釋作“達到毫不偏私”,亦即孫中山在《重訂致公堂新章》中所說的“為大眾謀公益”,隱然有“立黨為公”、“天下為公”之本意。1923年10月,美國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倡議存堂組黨。1925年10月,中國致公黨便正式成立了。

如果說改堂為黨、存堂組黨只是跨出了向現代政黨邁進的關鍵一步。那么,隨著時代在發展,認識在深化,中國致公黨的先輩們在中國革命漫長而又艱苦的歷程中,前仆后繼,英勇獻身,通過自身的革命實踐,既重新觀察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社會改造的力量,又重新思考了社會改造的理論模式,才算真正找到了先輩們夢寐以求的達到大同之路。

二、在民族危亡之際找到中國共產黨

中國致公黨成立后,改堂為黨的決議沒有完全得到執行,美洲有些洪門組織仍然保留著堂,抵制改黨。為了使中國致公黨成為名副其實的政黨,中國致公黨中央于1931年10月在香港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以“反對國民黨獨裁,實行地方自治”為主要內容的政綱,決定黨、堂分開,黨領導堂。但因“素執反對意見的分子,仍欲從中作梗,然終不濟事,結果仍對少數不愿改黨者任其自然”,會議繼續選舉陳炯明、唐繼堯為黨的正副總理。中國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后,積極投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的斗爭。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致公黨中央訓令“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美洲致公黨領袖司徒美堂奔走呼號,宣傳抗日救國,“主張取消黨治,以團結各黨派共組抗戰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2年,美洲華僑洪門人士得知馬占山在東北、十九路軍在上海先后奮起抗戰的消息后,立即募集大量款項,援助前線抗戰將士。1933年11月,李濟深、蔣光鼎、蔡廷鍇等國民黨愛國將領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12月23日,中國致公黨美洲總部致電擁護,電文表示:“此義舉為人間永存正氣”,中國致公黨與廣大華僑愿為新政權效力。次年1月11日致公黨加拿大總部也致電福建人民政府稱:福建人民政府的內外主張“正與同人等本旨深契”。這些電文充分地表達了海外赤子熾熱的愛國之心。1936年,蔣介石逮捕主張抗日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等7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這激起了華僑洪門人士的義憤,美洲致公總堂盟長伍銳勛與300多位知名人士聯名發出《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的通電,嚴正批駁了蔣介石政府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可恥政策,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推動了全國和海外華僑的抗日救國運動。

中國致公黨由于長期在海外活動,與中國共產黨接觸不多,甚至對中國共產黨有過一些誤解,但中國致公黨的抗日救國活動卻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重視。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將中國致公黨列入“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之中,中國共產黨表示愿意與中國致公黨等各民主黨派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組建國防政府。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致公黨在海外僑胞中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動員青年僑胞回國參戰,直接打擊日本侵略者。陳嘉庚、司徒美堂等人在海外僑胞中募集了大量物資,支持國內抗戰。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1941年,國民黨蔣介石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國致公黨立即向海內外輿論揭露蔣介石的罪惡行徑,呼吁國共繼續合作以御外侮,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出了大力。

中國致公黨在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艱辛探索中最終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并在長期的相互合作中成為患難與共的朋友。1941年香港淪陷前夕,中國致公黨總部被迫停止活動。但是,中國致公黨在各地的黨員繼續積極支持祖國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致為國捐軀,在抗日戰爭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6]

三、在偉大的時代完成了新的轉折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影響和推動下,在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人士李濟深等人的鼓勵和幫助下,中國致公黨重要領導人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等積極進行恢復中國致公黨總部及重建各級組織的活動。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等提出恢復中國致公黨總部活動、整頓黨務和加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主張,同時又積極參加了國內的和平民主斗爭。全面內戰爆發后的1946年10月1日,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呼吁美國政府改變錯誤的對華政策,停止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1947年2月17日,中國致公黨發表《對時局宣言》,嚴厲譴責國民黨勾結美帝國主義發動內戰的反革命政策。中國致公黨中央的政治主張和恢復、整頓組織的工作,得到海內外各級組織的擁護,為該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國致公黨在香港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有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雷榮坷、鐘沃梅、肖重光等40余人。大會修改了中國致公黨的《政綱》和《黨章》;發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書》和《致杜魯門總統文》;決定加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選舉李濟深為中國致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其尤為副主席。中國致公黨的新《政綱》規定:“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自由而奮斗”,它鮮明地體現了中國致公黨的進步性,這也是中國致公黨作為愛國民主黨派的顯著標志。另外,作為一個誕生于海外、真正代表廣大僑胞利益的政治組織,中國致公黨在新《政綱》中提出了保護僑胞利益的具體措施:設立僑務機構,實行護僑政策;運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國交涉,廢除對我國僑胞的不平等法律,保護僑胞的權益;海外僑胞蒙生命財產損失時,政府應負責向有關方面提出賠償,并予以救濟;幫助僑胞加強團結,加強僑胞與祖國的聯系;鼓勵僑胞回國投資,予以最惠權益;擴大僑胞的參政權。中國致公黨在《致杜魯門總統文》中向美國政府鄭重指出“中國問題,應聽由中國人民自行解決”,嚴厲抨擊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的強盜行徑。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在必要時必須對黨員繩之以律。由此可見,中國致公黨已脫離了舊軌道,成為一個新型的現代政黨。

這次代表大會是中國致公黨歷史上的轉折點,是中國致公黨的新生,正如致公黨的主要領導人黃鼎臣后來所說:“這次代表大會是特別值得紀念的,因為它是本黨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標志著本黨由一個沒落時期的舊民主主義的政黨轉變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義的進步政黨。這次大會的政治決議表達了全體同志和所聯系的群眾要求祖國獨立民主繁榮富強的愿望,并引導著我們黨和所聯系的群眾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跟上偉大的革命時代奮勇前進。”

其后,中國致公黨在陳其尤等人的領導下,積極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1948年4月底,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國共產黨在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發出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同年5月5日,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與其他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共同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在新政協籌備工作中,中國致公黨的代表陳其尤參加了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工作,為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四、在多黨合中作發揮積極作用

1948年以后,中國致公黨參與建立新中國,走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為鞏固新政權而奮斗,積極貫徹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團結帶領廣大成員和所聯系的歸僑僑眷與海外僑胞,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深入調查研究,建有用之言,獻務實之策;充分發揮與海外聯系廣泛的優勢,積極、主動做對外聯誼工作;通過互訪及其他形式的交流,廣交朋友、增進友誼;致公黨還協助引進海外資金和捐款,支持國內公益事業,同時積極為海外華僑華人、國際友人及機構來華投資、創辦公益事業提供協助。目前,中國致公黨與五大洲5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洪門社團在內的海外社團及人士建立了廣泛的聯系。致公黨將繼承和發揚老一輩領導人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優良傳統,同中國共產黨一道,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筑夢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帶領廣大成員和所聯系的歸僑僑眷與海外僑胞、留學回國人員作出新貢獻。

總之,回顧歷史是為了發展未來。致公黨作為中國民主協商制度中的一個政黨,依然會傳承前輩的薪火,仍然會積極投身國家建設,為實現中國夢肩負起自身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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