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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愛國情 拳拳赤子心
——記愛國歸僑許乃波
市委會   石冰   2017-05-10  瀏覽數:

“我這個人是不會犯大錯誤的,因為我從內心里擁護共產黨,熱愛我的國家,我親身經歷了從清末到整個國民黨統治時期,只有共產黨才能統一中國,并管理好這個國家。國民黨不行,它太腐敗了,你們年輕人不會像我理解的那樣深刻。”

                                                         ——許乃波

許乃波(1906.10—2000.08)福建金門人,新加坡歸僑,1931年畢業于香港大學理工學院,畢業后留校任助教。1932年赴英國曼城茂偉電機廠實習,1935年回國,任上海安利公司工程師。1937年先后任香港大學講師,教授、電機系主任。 1942年在重慶任中國火柴原料廠主任工程師,后任國立交通大學(重慶總校)教授、電機系主任。1938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期間在香港、重慶參加了由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任中央委員、“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委員會”任技術顧問。1945年抗戰勝利后,在臺灣任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臺灣分署技正。1947年在英國曼城茂偉電機廠任工程師,后任伯明翰工業大學教授。1957年偕夫人和5個子女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被定為(專家)二級工程師。先后在一機部水電處、一機部電器科學研究院、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任主任工程師。1963年10月在天津電氣傳動設計研究所任室主任、副總工程師,是我國中小水電事業的開拓者之一。1982年參與籌建致公黨天津市地方組織,1983年9月任致公黨天津市工作委員會第一任主委。并曾擔任中國致公黨第八屆委員會常委,中國致公黨華僑知識分子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國致公黨第九屆委員會顧問,致公黨天津市委員會名譽主委。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第八屆政協常委等職。

    少小離鄉 立志要為國人爭氣

大海環抱著綠色覆蓋的金門島,與閩南大陸隔海相望。這里美麗、淡雅、幽靜,島內一年四季林木郁蔥,花繁葉茂。然而,在腐敗的清王朝封建統治下,老百姓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人們為了生活不得不背井離鄉,赴海外謀生。

許乃波的外祖父是早年到新加坡做生意的金門人之一。他生有4男1女,女兒嫁給了居住在金門縣城許姓大族的許朝根。1906年10月,許乃波出生。在他3歲時外公去世,父親不得不去南洋接管外公的生意。11歲時許乃波也隨母親去了新加坡。離鄉時,他看著許多外國人乘坐豪華的上等艙,而自己只能在黑暗的底艙,他不明白這是為什么,更不明白為什么要離開熟悉的故土鄉親遠赴異國他鄉生活?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英國統治下的新加坡經濟十分衰敝,許乃波的父親艱難地維系著外祖父的產業并供他讀書。那時候的華人生活艱辛,處處受到白人的欺凌虐待,他看到白人走在街上的神態,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為什么我們華人要受洋人的氣?這是多么不合理啊!從此,華人的卑微和白人的高傲在他童年的心靈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

小學畢業后,許乃波順利考取了新加坡著名的萊佛士中學。他刻苦地在知識的海洋里遨游,像一只蜜蜂辛勤地允吸著知識的營養。這期間,他努力學習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知識,也了解到一些西方的民主思想。在許乃波中學即將畢業時,發生了一件事情:學校聘來一位帶有嚴重種族歧視思想的英國教師,這位教師公然在課堂上稱華人學生為“豬羅”。這種有辱國格人格的行徑使許乃波義憤填膺,忍無可忍。他冒著被開除的危險,帶領華人學生罷課,要求校方讓英國教師向華人學生道歉并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在許乃波等同學堅決的據理力爭下,加之校長較為開明,答應了他們的條件,中國學生從心里發出了勝利的歡笑。

   青年才俊 初步接觸進步思想
    19世紀20年代,許乃波的父親再也無法支撐在新加坡業已衰落的生意,回到了金門老家。此時的許乃波卻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香港大學,并由姐姐和姐夫(陳嘉庚的侄子)資助他的學業。

許乃波是在1927年考入香港大學電機系讀書的,在港大學習期間,他由家里的老朋友,陳嘉庚委任的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先生介紹結識了曾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莫紀彭,并成了朋友。年輕的許乃波非常欣賞莫紀彭淵博的才學、氣宇軒昂的談吐和勇氣,更崇拜莫紀彭的愛國熱情和不惜為國捐軀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很快他就成了莫家常客。莫紀彭家中藏書很多,許乃波在這里博覽群書,了解了許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也讀了大量對近代社會有深刻影響的著作,特別是讀了當代杰出的哲學家羅素的許多著作,這對他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

在香港大學里,有許多是來自東南亞有錢的華僑子弟,他們對像許乃波這樣的窮學生是看不起的。在這種冷漠中,更激發了他汲取嶄新科學知識的動力,他如饑似渴地努力掌握電機學的基本理論和相關專業的基礎知識,他的勤奮和優異的考試成績感動了他的主管教授。1931年,許乃波在香港大學畢業并留校當助教。一年后,由教授介紹他到英國茂偉電機廠實習。許乃波雖然從小就離鄉在外,但如今只身漂泊去異國他鄉,內心仍然不禁涌現出難言的孤獨和寂寞。

    留學海外 刻苦學習先進知識

藍煙囪公司的船,載著許乃波慢慢地離開了祖國。東方的彩霞愈來愈淡;放眼望去,海波蕩漾,水天一色,對故國對家鄉對親人的留戀之情油然而生。在這次航行中,還發生了一件讓他終生難忘的事。許乃波所乘藍煙囪公司的船,是教授通過英國友人聯系的,并囑托船長照顧他。一次,船長找他聊天,談到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時,許乃波說我們中國人不怕同日本打仗,只有打才有希望。可是那位船長卻指著他的鼻子說,你們中國人打日本是做夢,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嚴重傷害了許乃波的民族自尊心,國家貧弱竟要遭受如此的屈辱!從此建設強盛祖國成為他一生的追求。

英國曼徹斯特是個近代工業城市,是機電、紡織技術的發源地,代表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水平,匯集了世界上優秀的科技人才。許乃波在這里的茂偉電機廠學習,這為他把大學里學到的理論更好地與實踐相結合,日后成為電機方面的尖端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實習生活對許乃波來講是艱苦的。每個星期只能從工廠領到50先令的生活費,要付40先令的生活費給房東老太太,只有10個先令零用。他的襪子只有一雙,補了又補。英國老太太看不過去,就買了一雙送給他。英國工廠有暑假,暑假期間在科室實習的才有薪金,而分配到車間的人就沒有工資。許乃波和廠方據理力爭,致使這種不平等待遇得到糾正。經濟上雖然拮據,但生活卻很充實。許乃波除了努力學習專業技能外,業余時間還經常參加一些政治性集會和沙龍活動,這對他進步思想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當時德國的希特勒已上臺,納粹勢力在歐洲猖獗,西班牙內戰開始,希特勒幫助佛朗哥鎮壓西班牙的共產黨和愛國民主力量。面對這樣風云莫測的國際形勢,許乃波有自己的立場,他反對納粹,同情各國的民主運動。他經常參加一些留學生團體組織的活動,當時在英國的華人留學生有兩個派系:一部分是中國大陸去的留學生,思想比較激進;一部分是來自東南亞的華人學生。英政府不愿意他們殖民地的華人留學生受大陸學生激進思想的影響,他們成立了“馬來之家”,不是馬來的人就不讓去,限制大陸學生參加。這樣,大陸學生和東南亞華人學生自然就產生了隔閡,唯有許乃波既以新加波華人身份參加“馬來之家”的活動,又積極主動地參加大陸學生的活動,對增加兩邊學生的相互理解和感情溝通起到一定的作用。他還在工廠里結識了許多工人朋友,了解他們的思想和生活。這期間,許乃波受進步人士的影響,開始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對馬克思主義有了初步認識。

1935年,在英國的實習生活結束了,許乃波回到國內,在一家洋行--上海安利公司做工程師。這一時期,許乃波開始了解中國的工業,并在上海經朋友介紹結識了中國文化界巨匠巴金、劉海粟、陶行知先生等。從小就在海外漂泊的許乃波,在這個時期接觸了中國的新文化,接觸了中國的進步思想,他就像一葉浮萍找到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加入“保盟”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和上海的愛國青年一道在何香凝的領導下做過義務募捐等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8月13日,上海被日本侵略者攻陷,上海的愛國力量和民主人士紛紛撤離上海轉赴香港。許乃波也隨之來到香港,重回母校香港大學,先后任電機系講師、教授、系主任。

鴉片戰爭后,香港接受的是殖民地文化,中國新文化運動對香港人來說是陌生的。“八一三”后,內地的一些文化界人士聚集香港,為香港打開了新的文化窗口。許乃波參與組織了香港大學中文系許地山和陳君葆教授在太平山圖書館舉辦的文化講座,邀請當時一些知名文化界人士介紹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使許多香港人第一次了解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許乃波還參加了香港大學校長史樂詩博士創辦的中英文化協會香港分會,并擔任秘書工作,積極從事中英文化的交流活動。  

1938年6月,宋慶齡在香港發起成立“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這是宋慶齡為團結國際上進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華僑援助中國抗戰而創辦的一個組織。參加或支持保盟的中外著名人士有: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行政院長孫科、印度的賈·尼赫魯、美國的保羅·羅伯遜、德國的托馬斯·曼等。宋子文任保盟會長,宋慶齡任主席。參加保盟中央委員會工作的有: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海彌達·克拉克女士、香港大學教授諾曼·法郎士、原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和新西蘭作家貝特蘭等。廖夢醒、王安娜、鄧文釗、鄒韜奮、金仲華、陳君葆、許乃波等也都先后參加保盟中央的工作。宋慶齡的親密戰友、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何香凝是保盟的積極支持者。

許乃波是通過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海彌達·克拉克女士的介紹參加保盟工作的。加入保盟后他想到,港督讓克拉克夫人參加了保盟,但香港還有許多上層和知名人士沒有參加進來,怎么辦?于是他向香港大學校長史樂詩建議:以香港中英文化協會的名義,請港督羅富國爵士出面在港督花園設茶會,邀請宋慶齡為貴賓出席,并邀請香港上層和知名人士、政府高級官員參加。許乃波以香港中英文化協會秘書的身份參與組織了這次茶會,茶會開得十分成功,主賓相談甚歡、氣氛活躍,增進了香港上層和知名人士對保盟的了解,香港政府也對保盟的工作給予了積極支持并提供了各種便利。應宋慶齡的邀請,包括港督羅富國爵士在內的許多香港上層和知名人士經常出現在保盟活動的場所。

宋慶齡以她獨特的政治地位和在海內外享有的崇高威望,領導保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募捐籌款工作,同時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和廣大海外僑胞的大力支持。來自世界各地和海外華僑的援助源源而來,尤其是那些身居異國它鄉,對祖國的安危興衰感受倍切的千百萬華僑,為了支援祖國的抗戰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熱情。據不完全統計,從“七·七”事變到1941年初,光是各地華僑捐款即達二十六億元,其中很多是直接匯給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的。

在這一期間,中國人民正在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戰,為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根據地提供醫療和醫藥援助是保盟的一項重要工作。保盟用英國援華委員會提供的捐款在晉察冀邊區建立了第一座國際和平醫院,由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擔任第一任院長。在保盟的大力援助下,經過解放區軍民的艱苦奮斗,國際和平醫院逐步發展成一個醫院網,它擁有八個中心醫院和四十二個分院,可以容納一萬一千八百個病人住院。

在宋慶齡的直接領導下,在許乃波和他的保盟戰友們的不懈努力下,保盟從海內外籌得的大批醫療設備和藥品源源不斷地被送往在前方浴血奮戰的八路軍、新四軍手中,例如,延安等抗日根據地的第一輛配備著流動手術室的大型救護車、第一架大型X光機、第一具顯微鏡、第一批外科手術器械、麻醉劑、磺胺藥物以及第一架制造外用青霉素的簡單機器,都是保盟捐助的。而當時的共產黨軍隊和他們的的根據地,別說是外科手術器械和麻醉劑,就連最普通、最必需的酒精、碘片、凡士林、消炎藥都缺少,當游擊隊中的傷病員由于缺乏藥物和設備而瀕臨死亡的時候,當一個分院連一個聽診器都沒有的時候,宋慶齡送來的國際援助是何等的珍貴!

1941年1月6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封鎖消息,顛倒黑白,掩蓋事實真相。1月17日,蔣介石公然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其番號,并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悲憤萬分,立即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并在1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填補《新華日報》被扣檢后的社論的空版,揭露事件真相。

1月19日保盟召開會議,廖承志作了關于皖南事變的真相并宣布中共中央抗議的報告,引起與會全體人士的同情激憤,與會者一致認為保盟應該積極向全世界揭露事變真相,把這起親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公諸于世,爭取世界輿論的同情與支持。當時負責保盟對外宣傳工作的原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和新西蘭作家貝特蘭均未在香港,這個時期的保盟宣傳工作由許乃波和保盟成員金仲華和陳君葆負責。根據保盟會議有關“皖南事變“的決議精神,宋慶齡委托廖承志和許乃波等擬稿,由許乃波執筆先后用英文撰寫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為《統一戰線繼續存在》另一篇為《日本侵略南進》。文章向全世界揭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指出這一“事變”是親日派在“奉行軍令的借口下,企圖消滅統一戰線的先鋒者,甚至當新四軍已經遵從軍令以后,其一部仍在皖南遭到伏擊與殺戮”。文章深刻地分析了親日派頑固派選擇這個時候來發到內戰的原因……。文章還報道了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統一戰線繼續存在》和《日本侵略南進》這兩篇文章經保盟會議討論通過后,分別在《保盟新聞通訊》第26期和第27期發表。 

《保盟新聞通訊》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廣泛、強烈的反響,世界各地有許多人是在《保盟新聞通訊》上第一次知道“皖南事變”的真相,國際方面尤其是美國的政界知名人士紛紛向蔣介石拍發抗議電報,譴責國民黨當局制造分裂,破壞中國抗戰的倒行逆施,呼吁中國內部保持團結。由美國援華委員會主席,美國教會聯合會主席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等6名知名人士署名的電報警告說:“中國內部的自相殘殺將導致美國援助的減少。我們堅信,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并維護同美國的友誼,中國的團結一定能保持下去。” 以后,“保盟”又為“皖南事變”專發了兩期時事通訊,使國內外友好人士及海外華僑進一步了解了事件真相。國際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和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后的堅定立場,阻止了蔣介石進一步擴大分裂的企圖,其囂張的反共氣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斂,緊張局勢有所緩和。

由《保盟新聞通訊》發表的這兩篇文章和保盟在皖南事變中表達的堅定立場是后來導致擔任保盟會長的宋子文宣布退出保盟的重要原因。他在發給《保盟新聞通訊》的聲明中說:“我認為同盟不應變為國內政黨的工具。它未征得我的同意,在所出版的刊物上刊登這類性質的文章,因此我必須脫離它。”

許乃波在“皖南事變”這樣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中,能夠為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和國民黨右翼分子企圖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陰謀起到一定作用,是許乃波一生中引以為自豪的。

    輾轉重慶 跟隨保盟繼續戰斗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保盟在香港的工作被迫中止。宋慶齡乘坐離港的最后一架飛機到了重慶。臨行前她堅定地表示:“不管到哪兒,我們一定要重建我們的保盟,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繼續下去”。在香港被日軍攻占后,保盟成員有的犧牲、有的被日軍關入集中營、也有的保盟成員撤離香港后沒有來到重慶。許乃波正是在這時,幾經周折輾轉來到重慶,先是在重慶中國火柴原料廠任主任工程師,后又在遷來重慶九龍坡的國立交通大學(重慶總校)任電機系教授和系主任。他在工作和教書之余,一如既往繼續追隨宋慶齡先生,滿腔熱情地參與重建后的保盟各項抗日救亡活動,頻繁地到位于重慶兩路口新村5號的宋慶齡住所參加保盟的各種會議。在許乃波去世后的2003年,重慶宋慶齡舊居陳列館主任趙小平女士專程來天津走訪他的子女時提到,他們曾查閱重慶抗戰期間國民黨軍統的檔案,發現負責監視宋慶齡住宅的特務曾多次記錄下頻繁出入宋宅的許乃波的名字,軍統特務們調查了許乃波的背景,發現是一位由香港來到大后方重慶的華僑教授才沒有找麻煩。

保盟在重慶的活動恢復以后,經過宋慶齡的努力,保盟與國外的援華機構和進步人士恢復了聯系,重新獲得了國際上許多援華團體大量的捐款和物質援助,而宋慶齡和保盟的戰友們要想盡各種辦法繞過國民黨嚴密設置的封鎖線,把從國內外募集到醫藥物資和資金送往抗日根據地和敵后人民武裝。

1944年,國外捐來一架大型X光機,難于運往延安。宋慶齡派廖夢醒和許乃波找美籍華人、史迪威將軍的副官楊孟東幫忙。但這架X光機太大,無法裝進機艙,史迪威將軍聽了楊孟東的匯報后,果斷下令用“噴槍”切割飛機艙門,把X光機裝進飛機。這架美軍飛機安全抵達延安機場后,周恩來親自把這一消息告知保衛中國同盟總部。宋慶齡接到“飛機安抵延安”的電報,高興地說:“這是當時擁有9千萬人口解放區的第一臺和僅有的一臺大型X光機”。這臺X光機在新中國成立后曾在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附屬醫院繼續為人民服務,至今還陳列在北京宋慶齡故居里的展覽室里。

經過宋慶齡和保盟成員的艱苦努力,在重慶期間保盟給國際和平醫院的資助至少有65萬美元和1.7億法幣。1943年國際和平醫院收到保盟送去的物資,雖不到一噸,但都是珍貴的外科手術器械和磺胺藥物。1942年5月,在延安建立的洛杉磯托兒所,就是用保盟提供的美國洛杉磯援華團體和愛國華僑的捐款維持的。此外,保盟還經常撥款和捐助物質援助延安抗大、陜北公學、魯藝和醫科大學等解放區的院校。

保盟對抗戰的支援,宋慶齡對人民的貢獻,正像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期間,由周恩來陪同專程去會見宋慶齡時講的:“孫夫人,邊區人民讓我轉達他們對您的問候和謝意,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里,您為邊區,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了最需要的藥品和物資,我無法告訴您,這一切對我們的幫助有多大!”

戰爭和自然災害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1942年夏到1943年春,久旱之后的大暴雨導致黃河決堤,河南省先后遭受特大旱、澇災害,數百萬災民流離失所,淹死、凍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發生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慘絕人寰,舉世震驚。當時,抗日戰爭正處于十分艱難的時期,困難重重,加之國民政府吏治腐敗,封鎖災情,救災無力,河南災民得不到救濟,情況十分危急。“陪都愛國愛民的一面旗幟”-宋慶齡挺身而出,領導在重慶的保盟毅然擔負起賑災的宣傳和動員工作。1943年5月,愛好體育的許乃波建議宋慶齡在重慶的國際友人中組織足球賑災義賽。宋慶齡立刻接受了這個好主意,她以中華全國福利協會主席的身份向重慶國際友人發出邀請,許乃波和其他幾位保盟委員負責組織籌備。許乃波精心策劃了這次活動,他出面奔走。找政府官員,親往外國駐華使館聯系。還有請樂隊、安排比賽場地、售門票等具體工作都由他安排。參加這次國際足球賑災義賽的有四支足球隊:由重慶的體育健兒踴躍報名組成的“東平隊”;由各地足球名將由滬赴渝組成的“滬星隊”;由英國領事館和軍艦人員組成的“英聯隊”和由韓國在渝青年組成的“韓青隊”。盡管國民黨特務企圖破壞這次義賽活動,采取了恐嚇威脅,卻阻擋不住山城人的熱情,特別是當他們知道宋慶齡即將和英國大使薛穆一起親臨球場,更是群情激昂,從四面八方涌向賽場。許乃波為籌辦這次義賽舉行了一次宴會,邀請幾個國家駐重慶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們的贊助。當時的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授權市足球隊員參加,還命令市政府的軍樂隊到場演奏助興。
  宋慶齡蒞臨會場主持開幕式,當孫夫人步入會場時,許乃波高聲喊“起立,奏國歌”,軍樂隊奏起樂來,近萬名觀眾起立向宋慶齡致敬,場面非常壯觀。據保盟委員王安娜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只在國家典禮上才演奏’,樂隊指揮起先不同意。許堅持說:‘孫夫人是國母,到會的還有政界要人和各國大使(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蘇聯和美國),應該奏國歌’。軍樂隊最后還是演奏了中國國歌。”宋慶齡和英國大使薛穆一起親臨開球。球賽結束時,還給各球隊贈送了獎旗和特別紀念章。這次球賽盛況空前,數十年后的山城群眾仍記憶猶新。

3場足球賽所得13萬元全部匯給陜西寶雞豫賑濟委員會,通過那里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做組織災民生產自救和遷徙之用。宋慶齡還考慮到河南的災區中有29個縣是游擊區,要為那里的災民爭得應有的援助份額,就把紐約美國援華會資助的5萬美元,全數給了當地中共領導的救濟機構。

在宋慶齡的領導下,保盟發起了諸多慈善募捐和戰時救助活動,據不完全統計保盟在香港的慈善募捐活動有:卡車滿載運動、募集毛毯運動、電影義映、音樂舞蹈義演、戲劇義演、一碗飯運動、嘉年華會、國外義賣、發行圣誕卡等,在重慶的慈善募捐活動有:賑濟豫災足球義賽、賑濟粵災游藝會、賑濟湘災音樂舞蹈、慈善舞會等。

許乃波在這一重要的歷史時期,曾積極參與或組織籌備了保盟許多有影響的包括慈善募捐和賑濟救災在內的各種活動。據中國福利會志的記載:“民國33年2月經凌士芬、許乃波和凌憲揚夫人等籌備,保盟賑濟粵災的專門委員會又一次為救濟粵災籌款。2月2日和3日,在道口門銀社上演兩幕英文樂劇《雜耍》,共籌得381082.16元法幣,送交廣東國際(萬國)救濟會及曲汀國際醫療隊分別進行救濟。”許乃波在保盟的活動經歷從“陳君葆日記”、王安娜的“回憶錄”、愛潑斯坦所著的“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中都有提到。在保盟的這些經歷許乃波很少對外人說起,就是對子女也不愿講起。當別人提起他這段特殊經歷時,許乃波深情地說:“宋慶齡對我的成長和人生道路影響最大,她關心別人,對國家民族的熱愛,非凡的意志,不屈的品格,不貪圖榮華富貴的精神,不因親情而犧牲政治立場的堅定,始終影響著我的人生道路。同她的貢獻相比,我做的這些實在微不足道。”

    支援抗戰  “工合”讓他大顯身手

抗戰爆發后,沿海城市先后淪陷,抗日根據地以及大后方工業品匱乏,1937年11月,由國際友人斯諾和艾黎等中外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于1938年8月在武漢正式成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簡稱“工合”,“工合”在大后方為重建戰時工業,發展生產,制造軍需、民用工業物資,并著重支援和幫助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工業建設,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1939年1月,為了爭取海外的捐款和物資技術援助,籌集發展“工合”事業的基金,并使海外捐款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工合國際委員會” 簡稱“工合國際”在香港成立,宋慶齡任名譽主席,英國主教何明華任主席,陳翰生任執行秘書,斯諾、艾黎、宋子文等為委員,許乃波為技術顧問。

“工合國際”自1939年1月成立到1945年底,共接受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等國的捐款和物資總計價值上千萬美元,許多外國技術人員來華無償為工合工作。工合國際委員會在促進中國的工業合作事業,支援中國人民抗戰和發展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友誼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曾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葉挺等中國革命領導人的高度贊揚。

許乃波是搞機電出身,他在“工合”如魚得水,他利用自身的優勢聯絡了許多華人華僑中的工程技術人員,請他們為“工合”服務。許乃波于1939年帶領美國機械工程師VAU NESS和新聞記者SINC LAN到江西贛州、瑞金等地考察,就是為了發展機械合作社。香港大學曾派一個1940年電機系畢業生葉蘭蓀去為江西“工合”服務。在“工合”服務期間,許乃波與許多來自英國、美國、新西蘭的工程技術人員以及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菲律賓、泰國等地的華僑青年工程技術人員一樣,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夜以繼日地為發展“工合”服務,他們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消滅法西斯,爭取屬于人民的自由。

解放區游擊隊的“工合”還開辦了一些直接為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斗爭服務的小工廠。許乃波因為工作的關系,曾經有機會深入到這些小工廠,了解制造手榴彈、修理卡車、生產槍械、彈藥的情況。深入敵后的“工合”很適應當時的戰爭狀態,能夠在短時間內把機械拆、卸、裝箱,跟隨抗日部隊轉移,又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安裝好,進行生產。人們稱它為“游擊工業”。

“保盟”和“工合”在抗日戰爭期間所做貢獻的片段告訴人們,“保盟”和“工合”在抗日戰爭中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這里既有像宋慶齡這樣德高望重,在全世界都有影響的重要人物做出的貢獻,也有像許乃波這樣甘居人后、默默無聞做著大量具體工作的老華僑。2000年8月19日許乃波在天津病逝。在宋慶齡基金會、中國福利會發來的唁電中這樣寫道:“許老生前是宋慶齡的好朋友,…在中華民族遭受日本侵略的危急時刻,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團結海內外一切熱愛和平、追求正義的人士援助抗日戰爭,反對法西斯。許乃波先生參加了保盟,成為保盟的骨干成員并做出杰出貢獻。許乃波先生在中國福利會的初創時期--保盟時期,在宋慶齡領導下的業績,我們銘記不忘”。

輾轉各地 一心只為科技報國

抗日戰爭勝利后,許乃波面臨著人生又一次選擇。他可以隨國立交通大學由重慶遷回上海繼續教書,也可以重返英國茂偉電機廠工作。此時,國民黨收復臺灣時的行政長官陳儀的秘書錢宗起邀請他到臺灣做戰后的恢復建設工作。臺灣已被日本人蹂躪半個多世紀,滿目瘡痍。許乃波認為自己所學專業和技術可以為光復后的臺灣同胞做一些事情,便毅然決定去臺灣。在那里,他作為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臺灣分署技正(當時國民黨政府授予的最高技術職稱)參加修復戰后的鐵道、倉庫、公路,恢復臺灣戰時被盟軍飛機轟炸而停頓的城市工業生產及農業水利工程并給老百姓建房。由于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現,至今,在臺灣屏東縣樹立的石碑上仍刻有許乃波的名字,那是臺灣人民對他在重建家園工作中所做貢獻的永遠紀念。
     1947年,許乃波在臺灣的工作結束后回香港與鄭儒宣女士結婚,之后,這對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相伴終身的伉儷遠赴英國,目的是想了解和掌握當時國外最先進的電機工業理論和技術,以便將來更好的服務于自己的祖國。許乃波先是重返英國曼城茂偉電機廠任工程師,后任伯明翰工業大學教授。幾年后,他的幾個孩子相繼出生,鄭儒宣相夫教子,全身心地照料許乃波和他們子女的生活。許乃波能夠在電機和水電科技領域有所成就以及在1957年毅然決定舉家回國,也和鄭儒宣女士的全力支持分不開的。

夫人支持 源自愛國家庭傳承

鄭儒宣出生于香港一個愛國人士家庭,深受家庭愛國思想的熏陶。其父鄭鐵如(1887-1973年),廣東潮陽縣人,我國著名的銀行家和國際金融專家。早年留學美國攻讀銀行、貨幣和國際匯兌專業。1917年回國,曾任中國第一代實業家張騫先生秘書、北京大學教授。五四運動時,曾與馬敘倫、馬寅初等3人被推舉為北大師生代表,與段褀瑞政府進行過交涉談判。

鄭鐵如于1927年開始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直至1973年去世。他不但是著名的銀行家,更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1932年,“一·二八”松滬抗戰時,他積極籌集資金、物資支援十九路軍抗擊日本侵略者。全面抗戰開始后,他又在香港大力推銷愛國公債,支持全民抗戰。把海外支援祖國抗戰的資金通過香港中行轉給八路軍。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共高層領導曾專門寫信對他表示感謝。

日本1941年攻占香港后,鄭鐵如作為香港社會的華人領袖之一遭到日軍拘捕。日寇逼迫他出任偽職,但任憑威脅利誘、軟硬兼施,他堅拒到底將生死置之度外,表現出高尚的民族氣節。鄭鐵如在被關押期間,鄭儒萱正在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讀書。在那個年代,那種渴望早日打敗日寇,過上和平安定生活的憧憬,若不是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是很難體會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鄭鐵如冒著生命危險,拒絕了國民黨和他的頂頭上司孔祥熙要他把4000多萬港幣巨額資產轉移到臺灣的命令。1950年1月9日,鄭鐵如積極響應周恩來總理關于保護國家海外資產的命令,率領香港中行全體員工第一個通電表示擁護人民政府,接受國內的領導。在香港中行的帶動下,中國銀行在海外的其它分行,以及國內在港的其它金融機構,都相繼發表起義通電,接受人民政府領導。由于鄭鐵如在保護國家銀行資產,促進香港中行及各駐港金融機構回歸新中國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他的愛國義舉得到了周總理的高度贊揚。鄭鐵如于1973年在香港病逝后,周總理送了花圈并致電吊唁,對鄭鐵如對國家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共中央還派專機將他的骨灰護送至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為港澳人士第一人。

毅然歸國 投身社會主義建設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經過短短幾年,祖國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各項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當許乃波聽到黨和政府希望更多的海外高級知識分子歸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時,心情格外激動,雖然在英國的生活安定富裕,但他一直心系祖國,渴望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1957年10月,許乃波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滿懷激情偕夫人和5個子女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許乃波回國后,受到了黨和國家的熱情歡迎。被定為(專家)二級工程師。他剛回國時被安排在一機部水電處工作,為了更好的了解我國水利發電的發展現狀,他經常下基層搞調查研究,全國各地的中小型水電站、大中型水電設備制造廠以及部屬各電器研究單位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為了更好的發揮自己的技術特長,他主動要求到基層一線的研究單位工作,先后在一機部北京電器科學研究院、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天津電氣傳動設計研究所等單位任職。許乃波利用他淵博的知識、深厚的理論功底及在英國掌握的世界先進機電方面的實踐技術,為我國中小水電事業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也為中國培養了許多中小水電事業研究方面的人才。

態度嚴謹 全情投入水電事業
    許乃波回國后一心撲在祖國的中小水電事業上。曾負責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永定河梯級(5級)水電站(總裝機容量為21萬千瓦)微機自動控制系統研究”的技術方案審查工作;主持了中小水電行業100-800千瓦同步發電機產品系列設計;主持100千瓦以下微型整裝水輪發電機組成套設備產品系列全國統一設計的技術領導小組工作;主持500千瓦以下和500-10000千瓦同步發電機勵磁裝置系列產品設計技術審查工作;主持中小水電專業科研成果審查鑒定;主持審查中小水電行業電機專業國家級產品質量檢驗中心建設規劃和技術方案的論證;主持我國出口菲律賓、秘魯等國小水電成套設備的技術審查;主持中小水電專業科研項目可行性分析報告(選題)審查等工作。

許乃波對我國中小水電的貢獻是卓越的。在他回國后,我國大部分農村還沒有電,農民只有用油燈照明,在黑暗中摸索。許乃波率先開創了我國的小水電事業,充分利用中小水電發電給我國廣大農村帶來光明和幸福。
    1979年,許乃波代表我國參加小水電能源開發國際會議,參加我國能源開發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談判,參加國務院主持召開的三峽水電站自動化設備技術方案論證會等。這期間他發表了許多論文及專著:《中國的小水電》,在1979年第8期美國《水力與壩》上發表;《微型整裝水輪發電機組的開發》,在1986年杭州第二屆國際小水電會議上發表;1980年許乃波還在英國出版的《水力》雜志上發表文章,系列介紹了我國小水電發展情況。為讓我國的中小水電設備走出國門,同時讓世界了解中國小水電事業的發展,做了非常有益的嘗試。同年,聯合國組織了一些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來我國參加小水電會議,各國紛紛購買我國小水電設備,其中包括美國、加拿大、秘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西蘭等國。有些國家還聘請我國顧問組去指導他們國家小水電的發展工作。許乃波是我國中小水電事業的開拓者之一,他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為表彰許乃波為我國電機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1991年,在中國電工技術協會成立10周年之際,特別授予許乃波“元老杯”獎。1986年入選《中國名人詞典》,被國務院定為“早期歸國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致力為公 為統一戰線貢獻力量

許乃波是我國知識分子的典范,他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敬業精神。他為人正直、謙虛,克己奉公,處處為人師表,贏得了人們的尊重。許乃波威信很高,但卻平易近人,生活簡樸。有一次他帶領幾位年輕技術人員到上海指導工作,上海的單位安排他住高級賓館,他到賓館,門衛看他穿著簡樸,沒有讓他進去,結果,他要求退房間與年輕人一起住進了旅社。
    十年動亂中,許乃波曾受誣陷和不公正待遇,被隔離審查。在逆境中他沒有失去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始終堅持理想和信念,對黨的政策堅信不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振奮精神,不計個人恩怨,繼續努力工作。

1979年6月,在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許乃波作為特邀愛國人士的代表被新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并在1983年6月召開的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會上作為科技界愛國人士的代表再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這是黨和國家對許乃波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由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并做出杰出貢獻的肯定,同時也是對他在科技方面對國家做出重要貢獻的肯定。

 1982年,他加入中國致公黨,是天津市致公黨組織的主要創建人之一。1982年5月,許乃波接受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國致公黨中央的重托,開始參與籌建天津致公黨地方組織,同年8月25日,致公黨天津市籌備小組成立,許乃波任組長。1983年9月2日,中國致公黨天津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許乃波任主任委員。他還先后擔任了中國致公黨第八屆委員會常委,中國致公黨華僑知識分子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國致公黨第九屆委員會顧問,致公黨天津市委員會名譽主委,天津市第八屆政協常委等職。

他對組織上安排他較高的政治職務,感到是黨對他的信任。在與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合作共事中,他自覺接受和擁護黨的領導,積極參政議政,就國事、政事建言獻策,在各種會議上,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表自己的見解,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在擔任致公黨天津市工作委員會主委期間,他還十分關注和維護歸僑、僑眷的合法權益,及時反映他們的合理訴求,特別關心黨員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深受黨員們的尊敬和愛戴。許乃波為初創時期的天津致公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及擴大致公黨在天津統一戰線工作中的作用和影響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得到了天津市委統戰部和致公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許乃波因年齡的原因不在擔任天津致公黨領導職務后,仍然盡力為國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十分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由于他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經歷,他過去的一些學生,很多人現在是香港的政治、醫療、金融工商界有影響的人士。他的親友也遍布海外和東南亞。許乃波利用他作為香港大學大陸校友會理事長的特殊身份,廣泛開展海外聯誼活動,充分發揮他的“僑海”身份和影響,為香港回歸祖國之前的平穩過渡,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

1992年,在慶祝香港大學成立70周年之際,許乃波不顧耄耋高齡,仍精神抖擻地回到闊別50年之久的母校,接觸了香港各界人士。親朋故友相聚,他感慨萬分。他曾在這里為了祖國的強盛努力求學,探索真理;他曾在這里為了祖國的抗日戰爭,獻身于“保盟”工作。今天,他又在這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宣傳社會主義祖國取得的偉大成就和我國“一國兩制”政策,申明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香港回歸祖國是天經地義的道理,批駁阻礙香港回歸祖國和祖國統一的論調。

1993年他又去了曾是他第二故鄉的新加坡,除了會見親朋好友之外,還接觸了許多新加坡上層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他盡自己的力量向他們宣傳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吸引外商投資的政策,希望他們有機會來大陸投資建廠做生意。這次新加坡之行是許乃波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境探訪,時年87歲。

2000年8月,許乃波因病去世。去世前,他曾語重心長地對子女們說過這樣一段話:“我這個人是不會犯大錯誤的,因為我從內心里擁護共產黨,熱愛我的國家,我親身經歷了從清末到整個國民黨統治時期,只有共產黨才能統一中國并管理好這個國家。國民黨不行,他太腐敗了。你們年輕人不會像我理解的那樣深刻”。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深刻總結。                        

 許乃波是一位德高望重、可親可敬的長者,深受我們尊敬和愛戴的老專家、老領導、老前輩。他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他與祖國母親同呼吸、共命運,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人們將會長久的懷念這位愛國歸僑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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